11985年，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，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，却是乔保锋求之不得的聚宝盆。

　　2新人必须按月上供，如果出现逾矩行为，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，终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业。

　　3北京的境况并非个例。1998年初，山东发生多起抢夺垃圾场，群殴致死的案件。

　　4他们用自己的力量，回收了中国60-80%的电子废弃物，回收了90%以上的家庭废品，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公司可以提供90%的原材料，每年节省大量垃圾处理开支。

　　在垃圾分类这个事物登台后，游走于城市的“拾荒大军”却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　　这部分人多来自偏远、贫瘠的村落，终日穿梭寻觅于垃圾桶、垃圾楼、工厂的垃圾车间，一心仰赖城市里的垃圾发家。

　　1985年，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，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，却是乔保锋求之不得的聚宝盆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找到昌平的一家水泥厂，将所有积压的牛皮纸袋全部包下，又以高出几倍的价格，转卖给山东的爆竹厂，成功提现人生第一桶金。

　　凭借原始积累，乔保锋买了一辆二手货车，业务延伸至周边厂矿的所有废品，渐成垄断之势。

　　短短3年后，18岁的乔保锋就拥有了百万家产，成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“破烂王”。

　　此后，生意如日中天，用来存放废品的场地从几分地扩张到十几亩，手下最多时有上百人。

　　1987年，不堪生活之困的四川巴中小学代课老师杜茂洲，敲开了北京环卫部门的大门，“想进垃圾场捡垃圾”。

　　在管理部门看来，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既繁琐又费钱，有人自愿请缨捡垃圾，负担就会减轻，这是双赢。

　　一夜之间，跟着杜茂洲“赌一把”的家乡兄弟们，迅速在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搭起窝棚，安营扎寨。

　　虽是辛苦钱，但好在收益可观，巴中拾荒大军每人年均收入超过万元，摇身一变为高收入阶层。

　　1990年代，恰逢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，福建安溪县的小伙林秀成动了心思，他不分昼夜地蹲守在各大钢铁企业门口，只要哪家有废材运出，就赶着上前收下。

　　机缘巧合下，林秀成获得了三明钢铁厂的支持，合资成立三安集团，继而走上商业帝国之路。

　　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，这些口口相传的造富事迹，不断刺激着蠢蠢欲动的后辈们，拾荒大军以突飞猛进之速不断壮大。

　　据美国学者Martin Medina曾有一个调查数据，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拾荒者人数，约为600万。

　　或为谋生，或为出头，或为梦想，前赴后继的外来者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，憧憬自己成为下一个传奇。

　　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荒者们抱团为王，形成不同的“帮派”，彼此利益冲突不断，由年轻力壮者组成“飞虎队”，打架、械斗时常上演。

　　仅北京的拾荒大军，就分为13个帮派，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“营盘”，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。

　　最大的为“川帮”，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，其次是拥有1.7万人的“河南帮”，大多数来源于固始。

　　新人必须按月上供，如果出现逾矩行为，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，终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业。

　　到1997年，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，捡不着就偷，偷不着就抢，井盖儿、护栏、变压器、电缆，都成了“回收对象”。

　　北京的境况并非个例。1998年初，山东发生多起抢夺垃圾场，群殴致死的案件。

　　1999年，乔保锋出资承包白浮铸造厂，由于不懂技术，井盖的箅子、自行车、下水管道都被“拿去”作了无辜的试验品。

　　被举报后，气急败坏的乔保锋又带领手下铤而走险，多次故意损坏电表“偷电”。

　　四川帮“把头”杜茂洲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企业，统领起北京崇文、通州、平谷、昌平、密云5个区的垃圾埋场的废品资源。

　　作为正面案例，杜茂洲被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，聚光灯下，他激动难掩，一度哽咽：

　　20002010年，堪称拾荒行业的“黄金十年”，只要敢吃苦，不怕脏，月入过万并不是难事。

　　2015年，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.4亿元，受主要品种价格持续走低影响，同比下降20.1%。其中，废钢铁价格大大下降，降幅高达36.4%，历史罕见。

　　由于库存积压严重，不少人因此破产，不仅前半生积蓄化为乌有，后半生还将背负巨额债务。

　　2016年夏天，北京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被废止，浙江、广州、河南、江苏、河北等地纷纷响应，也开始推进。

　　“一搬三年穷，搬两回离倒闭也不远了。”寓居地拆了搬、搬了拆，拾荒者们只能往城市更边缘的地块走，寻觅下一个据点。

　　但这种代价无疑太过高昂，租金没法退，场地投入打水漂，还会丢失大量订单，倒下、重启的恶性循环下，利润越来越薄，生意越来越难做。

　　当年风光无限的杜茂洲，也面临工厂被取缔的尴尬境地。在打点好工人工资和补偿后，杜茂洲离开了北京，选择退休。

　　作为一代拾荒者，二十多年摸爬滚打，徐江（化名）从四处拾渣滓的青涩少年，变成了精干的“座摊”老板。

　　行业的沉没，如同悬在头顶的钝刀，万般无奈的徐江通过地下通道借了高利贷：“撤出这一行，就得转让全部家当，加起来好几十万，以后想要拿回来，也没有能力了，要是不撤，钱的漏洞慢慢的变大，不想给家人惹麻烦。”

　　顺着老乡们的指点，赵瑾元（化名）和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打拼，成为垃圾分拣流水工，日子刚刚稍有起色，便撞上了“垃圾分类”的枪口，赵元和妻子只得重新返回家乡。

　　长久以来，拾荒者背负着“低素质外来务工者”与“拾破烂”的双重污名。但事实上，拾荒者们为循环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　　他们用自己的力量，回收了中国60-80%的电子废弃物，回收了90%以上的家庭废品，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公司可以提供90%的原材料，每年节省大量垃圾处理开支。

　　如今，他们正在悄悄退出我们的时代，但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递进里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。